2013年1月14日，环保监测中心主任张大伟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燃煤、机动车、工业、扬尘，这些污染源排放量大，是造成本次严重污染的根本原因。环保部污染防治司原巡视员李新民14日坦陈，把二氧化硫的年排放量控制在1200万吨以内，才能满足适合户外活动的“三级天”要求；但“十一五”末期较“十五”末期减排二氧化硫超过10%之后，每年二氧化硫的排放量仍然达到2200多万吨，仍然远远超过1200万吨，“和二氧化硫一样，其他污染物超过环境承载能力的排放水平，短期内仍不能满足群众的舒适度和健康需求”。

“大气污染涉及到工业结构、能源结构、城市规划等方方面面，短期内针对‘重污染’天气而采取的临时性应急措施无济于事。”清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研究院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郝吉明说。李新民则表示，近十年里，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都未得到明显改善。亚洲开发银行等发布的报告则表示，上述所有污染物来自工业点源排放和机动车尾气排放。一方面，大部分二氧化硫排放均来自火电厂以及非金属矿物生产、炼钢、化工制造和有色金属冶炼企业。这些行业占二氧化硫总排放的85%以上，大大高于它们对工业总产值的贡献率。另一方面，由于包括PM 2 .5等多种污染物，机动车尾气会导致严重的空气污染。而过去几年，民用机动车(即非军用车、公务车和私家车)的数量每年以15%的速度增长，私家车年增长率更是达到20%。 具体到PM 2.5，环保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夏光告诉记者，大型城市PM 2.5严重超标与以下因素相关：一是最远达到几百公里之外的植被遭到破坏，裸露的表土大量增加，沙尘远距离运输到城市；二是城乡结合部继中心城区之后大兴土木，以北京为例，五六环外尘土飞扬；三是工业生产和日常生活的污染物排放，包括燃煤锅炉、机动车尾气、炒菜油烟、加油站和家居装修的挥发物等等；四是周边城市重化工业污染物排放，如周边城市对北京PM 2.5排放的贡献度接近四分之一。

“这么高的人类活动强度，这么多的环境历史欠账，熬过这么几天，来年还会遇到这种‘破天气’。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夏光认为，要建设宜人、宜居、宜游、宜商的国际大都市，城市布局、工业结构、管理水平都要进行全面调整。这个调整过程，就是建设生态文明的过程。  

亚洲开发银行上述报告显示，总体上，大城市的空气污染比中小城市严重得多。中国空气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人口在100万至200万之间。此外，在中国局部地区，污染物相互作用，并且与来自附近城市和工业区的污染叠加，形成空气污染比较严重的区域。因此，随着烟雾、阴霾、酸雨发生频率增加，这些区域的环境质量总体上在下降。

郝吉明指出，这几天，除PM 2.5之外的其他大气污染物也是超标的。PM 2.5是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挥发性有机物等其他大气污染物经过复杂的物理和化学反应而二次生成的。但由于PM 2.5被炒得很热，实际上，“只治理PM 2.5，是治标不治本”。

除发达地区外，一位与会并发言的中国官员预计，当前西部地区的城镇化水平低于东部地区10个百分点；未来五到十年，西部地区城镇化率有望赶上东部地区。谈到如何避免重蹈东部地区的大气污染的覆辙时，该官员表示，不主张在西部地区建设北京、上海那样的特大型城市。他建议，要发展“关中—天水”“成渝”“北部湾”三大城市群，在大型城市周边建设若干个小城市，周边再点缀若干个小城镇，这有助于突破城镇化快速发展过程中的人口、资源、环境瓶颈。

李新民则建议，尽快在顶层设计层面提出大气污染“治本之策”。一方面，随着未来十年城镇化率的持续提高，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和污染物排放源防治的水平，一定要跟得上城镇化进度。另一方面，环保部门不能只当生态修复和事故处置的“消防队”，也不能只当严防死守环境风险而疲于奔命的“守门员”，环境保护必须充分介入到工程审批、发展规划、经济政策之中，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这样既节约了财政资金，又能建设好“美丽中国”。